文 | 魏尚进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、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、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
特朗普总统特意选在愚人节的次日正式宣布大幅提高关税，显然不愿让世界认为他的“对等关税”是个疯狂的主意。但迄今为止，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成功了。
所谓“对等关税”名不副实。比如，韩国与美国签有自贸协定，对多数美国商品实征零关税，却将面临美国25%的关税；中国香港地区作为WTO认定的单独关税区，对来自美国（以及其他地区）商品完全零关税，如今却被美国加征约75%的关税。
白宫公布的“对等”关税公式如下：对某国的关税税率取10%或“0.5×k*”中的较大值，其中k*是美国政府单方面认定的“该国对美综合关税率”，计算公式是该国2024年对美贸易顺差占其对美出口额的比重。如果一国对美国存在逆差，例如英国，它就会面临美国加征的10%关税。相反，如果一国对美国有很大的顺差，其顺差额占到其对美出口额的60%，那么它将会面临美国加征的30%关税。
美国贸易代表处公布的“对等关税”的解释，通过援引学术论文来佐证关税公式中的特定部分，特别是关于美国关税提高将导致进口价格上涨幅度，以及既定进口价格上涨将导致进口量下降程度的论证，从而营造出一种公式科学严谨的假象。然而，这些讨论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。“对等关税”存在两个致命错误。
该政策的第一个根本性错误在于其基本概念：白宫的公式认为，美国整体的贸易逆差或针对某个特定国家的双边贸易逆差，完全是由贸易伙伴设置的贸易壁垒或其他不公平贸易行为所致。与此不同，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，任何国家的贸易失衡（也就是出口与进口有区别）都起源于其国民储蓄与国民投资之间的差额。比如，韩国对美贸易顺差反映了其国民储蓄超过国民投资；美国贸易逆差则反映其储蓄相对于投资的不足。事实上，许多与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无关的因素，都可能改变一国的储蓄—投资缺口，进而改变贸易逆差的值。例如，美国在得克萨斯州发现新的大型页岩气田，这将提升美国居民对未来财富额的预期。尽管更高的收入尚未实现，但美国民众会立即增加消费（即减少储蓄），同时加大对油气行业的投资。这种变化自然会扩大美国与多数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。然而，按照当届美国政府的逻辑，此类情况下贸易逆差的扩大，竟被归咎于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加剧。
这一逻辑在其他方面同样站不住脚。以服务贸易为例：美国对中国、欧洲等众多国家长期保持巨额顺差。若按美国政府的逻辑推演，这种顺差理应归咎于美国自身的大规模不公平贸易行为，而非其在现代服务业领域的显著比较优势。
该关税公式的第二个错误在于，其假定提高关税只会减少美国进口，而不会显著影响出口。这一假设在两个方面存在严重谬误：首先，贸易伙伴可能采取反制措施。例如，中国已宣布将对美国进口商品全面加征34%的关税，以回应美方对华商品的新关税。这自然会消减美国今后的出口。
其次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即使贸易伙伴不采取反制措施，美国出口仍将下滑——这一点显然未被总统及其幕僚充分理解。鉴于当前美国失业率处于低位，其各类生产要素已被充分利用。在新关税保护下，那些目前缺乏竞争力的企业（即那些无法与进口产品竞争的美国企业），若要扩大生产，唯一途径就是从其他具有竞争力的美国企业（包括出口企业）争夺人力与资金资源。其必然结果是：美国进口减少的同时，出口也将同步萎缩。这个逻辑在国际贸易文献中被称为“勒纳对称定理”，它清楚揭示了为何在“解放日”实施的高关税将导致美国进出口双双收缩，从而难以如公式预期那样改善美国贸易逆差。事实上，特朗普政府首任期对华加征高关税后，中美双边贸易（进口与出口）规模明显缩减，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却未见实质性改善。
若想通过关税“解决”贸易逆差问题，唯一方法是将税率提升至荒谬的高位（如500%）。届时，美国经济将会陷入一种类似北朝鲜的封闭状态——通过同时切断进口与出口来实现所谓的“平衡”。
特朗普坚称实施“对等关税”将增强美国经济。然而股市反应却与之相悖——在总统宣布政策后的48小时内，美股暴跌逾10%，美企市值蒸发数万亿美元。由于贸易摩擦同样冲击其他经济体，东京、首尔、伦敦和法兰克福股市应声下跌（尽管跌幅较小）亦在预料之中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便面临国内经济放缓和美国约75%高关税压力的中国，其股市跌幅仍小于美国。对普通美国家庭而言，这场贸易摩擦正带来双重打击：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与养老金资产缩水。
来源：《复旦金融评论》
